我等那阵疼过去，才把接受腔往上提。

    先对准，再压紧。

    “咔哒。”

    锁销咬合。

    我扶着床柱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慢慢移向左侧。义肢迟疑了一瞬，僵硬地接住我。

    窗外的钟声散尽了。

    起床。穿衣。洗漱。烧水。

    被角压平，牙杯摆好，外套最上面一颗纽扣不系。出门前检查炉火，检查窗，检查门锁。

    一样一样做。

    做完了，天也就亮了。

    门后的镜子里映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头发很短，后脑勺有一小块推得深了，露出比别处更青的头皮。左边眉骨上的旧伤有些泛红，大约是天气要变。

    我把裤腿往下扯了扯，遮好义肢与鞋帮相接的位置。

    出门时，二楼的门忽然开了。

    一个端水盆的女人站在门后。

    “早。”

    她没有回应。

    “妈妈，”她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她就是那个坏人吗？”

    女人一把拉住他的手。

    “别看。别说话！”

    我没有回头。

    战后重建的石料仍堆在路旁，几个工人正在那幢只剩下正面的房子上搭木架。

    路口的横幅被风吹得翻起来。

    “瓦诺克必将重生。”

    卖饭的罗婶正在给最前面的男人舀炖豆子。轮到我时，脸上的笑淡下来。

    “要什么？”

    “还有炖豆子吗？”

    “没有了。”

    “那面包呢？”

    她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

    “就这些了。”

    “多少钱？”

    她报了价格，我把钱放进窗口的小碟子。

    身后有人咳嗽。

    我伸手触到纸包，一点酸味隔着油纸浮出来。

    “不要了？”

    “嗯。天气热，您自己也别吃了。”

    “你还嫌？”

    后面传来一声笑。

    “人家命金贵，当然嫌。战友都能丢下，何况一顿馊饭。”

    “抱歉，耽误你们了。钱不用退。”

    菜市场在钟楼后面。

    摊主是个面生的年轻人，他从摊位下面抽出几片发黄的叶子，又拿了两个已经发芽的土豆，扔上秤。

    “就剩这些。”

    “好。”

    纸袋落在地上。

    一个土豆从里面滚出来。

    我将拐杖横过来，慢慢弯下右膝，再往前一些，终于够到了土豆。

    身后有人低低说：“活该。”

    上午八点，我去军需后勤处工作，将军人遗物登记、清理、归类，等待家属认领。

    下午，一位老人来领儿子的遗物，认出了我。

    “你是许烬？”

    “是。”

    “你活下来了，我儿子没有。”

    “对不起。”

    “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

    “要是他也像你一样，只顾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