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傍晚，秋穆就捧着八个糖瓜，坐在村公所关着那些地主分子们的房门前无所事事地守着。

    看着头顶冬季晴朗的天空，在天空的东面，她可以看到火星和土星挨得很近，而天狼星则在天空东偏南较低些的位置上，看上去明亮得像一颗钻石。银河的条带从东面开始而在西面结束，把整个夜空分割成面积差不多的两半儿，而这1946年1月25日夜空中最明亮的三颗星，两颗在银河的北侧，而一颗则在南侧。

    秋穆原本对过小年没什么兴趣的，然而此时却突然想到了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人们。她想到她的小儿子伊斯克拉，又过了一年，他应当八岁了，然而他的生日却是在夏天。紧接着又想到分子钟小组——事实上，分子钟小组就是她真正的家。亚历山大和格蕾塔没有孩子，而帕维尔和她都离婚了，埃德加也没有什么成家的愿望。他们是被婚姻家庭的传统秩序排斥在外，却因此而形成了比那种传统家庭更可靠的关系。

    如果不是有亚历山大他们，秋穆也绝不可能把伊斯克拉一个人留在莫斯科。然而事实上，伊斯克拉已经习惯了和分子钟小组呆在一起。尽管莫斯科遗传研究所给每个研究员都分配了住处，但分子钟小组的成员们还是更愿意住在亚历山大和格蕾塔的老房子里。

    对于在莫斯科的他们而言，新的一年早就到来了。1945年的最后一天里，他们大概已经吃过了迎接新年的大餐。她几乎可以想象的出来，桌上有烤rou、红菜汤、土豆泥和蜂蜜煎饼，或许还有一些研究所食堂做的点心。大家坐在灯光明亮的屋子里边吃边看电视，或许还会放点儿音乐。帕维尔像喝水一样地喝着伏特加，而亚历山大则可以把一杯啤酒从傍晚喝到新年钟声敲响。至于埃德加，她或许已经终于买了从亚欧大陆另一端运送过来的威士忌。格蕾塔或许也会喝一点儿酒，不过他绝对不会让伊斯克拉沾这玩意儿。

    他们大概会觉得有些遗憾吧，在1945年最后一顿饭的餐桌上并没有秋穆做的中餐。不过说实话，秋穆会做那些菜，还是她在英国做学术交流时在唐人街的中餐馆里学到的。在她从剑桥回到莫斯科之后，秋穆常常花许多时间在烹饪上面——这是一种很划算的消遣，玩够了之后还能得到一顿饭。

    然而她不知道，亚历山大他们是如何想象她在中国的日子的。秋穆有些怀疑，尽管理智上他们都知道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或许他们还会觉得秋穆在中国是顿顿都能吃到中餐的。哦，这么说似乎也没有错，然而中国的穷苦人所吃的“中餐”显然和那些高档中餐馆里有太大的区别。就像在做红烧rou的时候要放白糖，然而在丘阳，一两个糖瓜就已经是穷人们一年里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和这些丘阳的普通农民们相比，分子钟小组的成员们简直幸福得令人难以置信。哪怕在二战最短缺的时期，莫斯科的市民们也是能吃上些黑面包的，可是对于丘阳的乡亲们而言，随便来点儿小灾荒就可能带来长达几个月只能挖野菜、啃树皮的艰难日子。

    这样想着，秋穆又轻轻咬下一块儿糖瓜儿上的糖含在嘴里。尽管糖瓜儿是甜的，而且比她之前和李有河一起啃的玉米杆子甜得多，但她现在还是想喝点儿酒，要那种蒸馏过、高酒Jing度的。

    注释：

    当时夜空中火星的相对星等为-0.98，土星为-0.12，天狼星为-1.45。